鲁迅眼中的“爱国愤青”:一群乌合之众

最近麦当劳和肯德基被抵制,据说主要集中在中小城市甚至是县城。为什么选择麦当劳、肯德基,而不是苹果手机、戴尔电脑、安卓系统的国产手机?为什么是在中小城市甚至县城,而不是大城市甚至形成全国氛围呢?

鲁迅眼中的“爱国愤青”:一群乌合之众

抵制,毫无疑问,是和全球化相关的,发达的通信、贸易、物流手段让地球变成一个“小村落”,原本只是尝鲜的麦当劳、肯德基现下已遍布中国的大中小城市,必然对当地的餐饮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资本的全球化,使每个人都难以逃脱被裹挟的命运。

威尼斯官方网站登录,随感录三十八 ①

事实证明,抵制麦当劳和肯德基,只是一时情绪的宣泄,对现实没有什么变革作用。麦当劳是全世界快餐业的巨头,在121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30000家店,而肯德基在世界8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的连锁店数为11000多家。但是,在国内的情况,确是肯德基比麦当劳发展的更快更好,肯德基的门店数量超过4600多家,而麦当劳只有2000家餐厅。

文|鲁迅

也许这次抵制事件反映了中国快餐行业变革的一个侧面,外卖的兴起,互联网物流的便捷,对原有的快餐业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包括现下物美的“多点”等,大超市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外卖物流渠道。肯德基的在中国的本土化做的比麦当劳更到位,推出的各类适合中国人口味的“盖饭”、“卷饼”、“米面”套餐,以及更加注重中小城市市场的开发,使得肯德基在中国的消费群和知名度比麦当劳覆盖面更广。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肯德基、麦当劳可以被选择为抵制对象,为何抵制的人群主要在中小城市。所以,抵制恰恰彰显了洋快餐在中国快餐市场的影响力和成功。

──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抵制日美其实是损敌一千、自伤八百的行为,这是从利益的角度去考虑和衡量,却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抵制是一种应激反应、情感冲动,是一种表达方式,抵制行为初衷是好,但得不偿失,徒劳无功,自然有人有异议。抵制行为也许是非理性的,不过,存在即合理,抵制自然有其酝酿的现实土壤。

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但我们要警惕的是以爱国的名义绑架他人,他人不参与抵制活动便是不爱国,甚至谈论一些国外科学、教育方面好的做法,便定义这个人崇洋媚外,这种狭隘的“爱国”思维,让人啼笑皆非。

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

爱国天然和国家联系在一起,但爱国并不是国家主义者的专利,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完全也可以爱国。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有其独特的功用,从文化进化论来说,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在困境——尤其是外来压力——下的自然反应,它既能整合民族内部的力量,平息内耗与纷争,又能藉此有效抵御外部的侵略。但是,爱国主义并不是天生“正确”的东西,它既有可能做“好事”,也有可能做“坏事”。据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拦日军进攻,1938年在花园口人为决口,造成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1250万人,死亡89万人,而日军伤亡却只有上千人。这样的行为,我们能说是“爱国”嘛?

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黄裕生教授曾说过:“今天,不少人都一个遭遇,就是不仅难以与父辈言政治,与同辈也多难以言政治。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政见不一,政见分歧,而实质不是。难以相言的实质是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他们之间的相异是不同历史时代的分野,一边是已进入现代国家观念:个人与社会先于国家,所以个人普遍的权利、尊严与幸福首先需要得到保障与尊重,否则就是国家失职乃至失去合法性;一边是还滞留在古代国家观念:国家先于个人与社会,无国便无家,所以国家利益、国家强大比个人幸福、权利和尊严更重要,若个人、家庭的幸福有所改善,则是国家的莫大恩赐,理当感恩戴德。”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
Nordau②
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③。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如果爱国是指“以人为本”——爱惜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国民党军队的行为就不仅不是“爱国”,而可能是在“卖国”了。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
mob ④ 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

鲁迅在其《随想录》中谈到“‘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

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

就像鲁迅在其《论辩的魂灵》中讽刺的:“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爱国不能套用简单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每个人的思维模式不同,对爱国的理解不同,表现方式不同,基于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爱国是一个大概念、大范围,在这个前提下,需要包容差异性和多样性,需要培养和建立健全、完善的思维模式。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
G.Le
Bon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

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

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机,Le
Bon 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注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署名迅。

② Nordau
诺尔道(1849─1923),出生于匈牙利的德国医生,政论家、作家。著有政论《退化》、小说《感情的喜剧》等。


“国民之敌”:指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剧本《国民之敌》的主人公斯铎曼一类人。斯铎曼是一个热心于公共卫生工作的温泉浴场医官。有一次他发现浴场矿泉里含有大量传染病菌,建议把这个浴场加以改建。但市政当局和市民因怕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极力加以反对,最后把他革职,宣布他为“国民公敌”。

④ mob 英语: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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