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D.Wilt恩:另类胡塞尔

2,加入了“摧毁”的概念。“解构主义”戏谑地标明其他理论的矛盾,动摇他们的教条,从而摧毁其他理论模糊的等级限制。

世上只有很少几位哲学家能使自己的哲学工作影响和支配人类思想运动超过一个世纪之久。德国的现象学家、当代哲学中的现象学运动创始人艾德蒙特·胡塞尔②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如此,对胡塞尔思想的解读却并非不无问题。

德里达在19世纪60年代创造了“解构”这个词,当时的学者们正准备革新传统的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学者都是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打算抛弃哲学的一切成果: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等所有成果。毕竟,这些都是根植于错误的对当法的世界观的产物。

二、对胡塞尔的解构

威尼斯官网,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解构了些什么?

在现当代哲学中,从研究的方案和目标来看,还有什么比分析哲学和解构主义思想以及批判理论的作家们之间的差距更大呢?尽管他们都把语言的特殊地位作为支撑其理论的基础,但是他们的兴趣完全不同,遵循的原则、发展的途径完全不同、得出的结果更是完全不同。他们在哲学上有完全不同的话语构架,并且缺乏可以共同分享的方法论;对于什么是哲学问题,什么是哲学的研究主题,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分歧。即便我们今天已经认识到,不存在所谓规范的方法论,但分析哲学的风格与解构主义思想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就是出于最大的善意,也不能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在当今的胡塞尔诠释中,如果认真阅读三大学派对胡塞尔的分析和解释,人们在其中竟然会发现,他们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纲领的表述,有惊人的趋同倾向,也就是说,分析哲学家、解构主义思想家和受社会批判理论影响和启发的思想家们,他们解读胡塞尔的方式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哲学界的这个不争的事实,使人们感到迷惑不解。毫无疑问,在解读胡塞尔时,这些学派各有自己不同的目的。比如具有分析哲学倾向的评论家对胡塞尔思想有高质量的研究与吸收;而结构主义的思想家们则努力去剥夺胡塞尔的理论和方法的合法权力。我们当然决不可以把这两个学派的工作混为一谈。但是如果更深入一步地去阅读,我们就会发现,就胡塞尔思想的一般描述而言,这两个学派用以工作的胡塞尔“图像”是如此相近,以至于可以将它们归入同一个模式之中。我把这种统一的胡塞尔“图像”称之为“标准化描述”。本文的目的只是要指出,与这种“标准化描述”不同,还有一种非标准化的“另类胡塞尔图像”。笔者的许多工作都旨在努力去建立这种“非标准化”的胡塞尔解读。

6,对形而上学的扩充。德里达认为,所有的二元论,所有关于灵魂或精神不朽的理论,与一元论、唯心论、唯物论、辩证法一起都是形而上学的独特主题。他说:“生死没有区别,活着只是死亡的另一个代称,以上帝的名义掌管生死,不过是历史的转喻。”

与分析哲学背景的解释者相反,解构主义思想家几乎只关心胡塞尔的方法,虽然他们也没有深入阅读胡塞尔的手稿,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的文本。他们对胡塞尔的解构性研究几乎完全建立在德里达的著作之上。而作为德里达工作之出发点的是,首先由列维纳斯和贝尔格引入的,然后由萨特以及某种程度上由利科建立的胡塞尔思想的形象。根据这个形象,德里达写成了一部长篇手稿,后来分别于1962年和1967年出版了两部关于胡塞尔的书。其后,他把这些研究用作他自己哲学旅程的出发点。德里达的手稿现在作为Le
problème de la genès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usserl(《关于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出版。本哈特·瓦登费尔茨(Waldengels)主张,阅读该手稿能够消除一个疑问:即德里达是否充分了解胡塞尔的著作?不过,虽然这个文本于1990年出版,它却写于1953年和1954年间。那时《胡塞尔全集》只出版了前6卷,而20世纪20年代的讲座和手稿材料,尤其是那些处理“生成性问题”的文本根本没有出版。德里达的手稿中甚至未提及那些我们在《第一哲学》第1卷和第2卷亦即后来为《胡塞尔全集》第7和第8卷中发现的关于不同还原方式的讨论。正如F·达斯图尔(Franoise
Dastur)所报道的,在20世纪50年代的巴黎,“胡塞尔式的哲学看起来是一种笛卡尔主义的新形式”。德里达懂得,胡塞尔文本的现象学冲击力有可能带领我们超越现象学的界限,不过他仍然认为,胡塞尔思想难以避免地陷入了现代主义的框架之中。德里达对胡塞尔关于自觉排除一切自然主义的和哲学的预设程序的主张视而不见,反倒追随海德格尔的看法,并认为,在胡塞尔的描述分析中仍然可以发现一种深层的形而上学观念在起作用。他还认为,胡塞尔这些观念代表了一种发展过程的顶点——该过程始于笛卡尔,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这些就是德里达有兴趣要揭示的观念,他要将这些观念加以限制,然后置入其资源已经耗尽的传统之中。但德里达的解读是建立在胡塞尔的部分文本之上的,这些文本被标识为现象学“引论”。他并没有关注胡塞尔在20世纪20年代集中研究的普遍方法问题和对具体的动态生成现象学的丰富而又具说服力的研究。瓦登费尔茨在评论德里达这一局限的时候,也为德里达的这种疏忽提供了系统上的说明:“德里达如此固执地漠视动态生成现象学这一事实,或许是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动态生成,一开始他就期待太多。这或许是他所有的希望之所在。”

对于德里达以及他的解构主义,我们也能作出同样的回答。关于德里达的所有知识我都读过吗?为什么没有?只读过一小部分篇章,但是我读得非常非常认真。

分析哲学的胡塞尔解释者的第二批研究,将胡塞尔的思想同新近发展的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学科联系在一起,并加以考察。德莱弗斯表示,既然胡塞尔将意义理解为各种规则,既然胡塞尔“仅仅根据意向性样态的内容的结构”来分析意义⑩,他就应该承诺和人工智能的支持者同样的理论思路。德莱弗斯据此进一步扩展了先前对胡塞尔的批判。其结果是提出,不论是胡塞尔还是认知科学家,他们都不能对有意义的、广阔的和数量巨大的经验领域做出说明。在这些领域中,各种规则都不具有构造性,比如在感知和实践中,我们对工具的使用和工具对我们实践的参与关系,以及大部分人类行动的形式中都是如此。有意思的是,看上去,麦金太尔非常不情愿跟在德莱弗斯的“对胡塞尔的计算主义的(computationalist)解读”后面亦步亦趋。麦金太尔试图通过发现胡塞尔和福多之间的重要差异来彻底地表明这一点。他指出,在他们关于心智性的“再次当下化(representation)”的各种概念,以及在心智生活中意义的地位的看法上都存在着重要差别。

除了解构,德里达还对科学范畴内的“是与不是”的问题,“过去与将来”的继时性问题,道德范畴内的“好与坏”的问题,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再认识。德里达认为其他一切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理论和发现都不过是玩文字游戏——他们在欺骗我们。

J·卡布托(John
Caputo)在《彻底的解释学》一书中给我们提供了一节论德里达对胡塞尔的分析的详细讨论。但让人吃惊的是他在这一文本中对胡塞尔的敏锐的处理:它被先前的评论所压迫,将胡塞尔投入笛卡尔主义这个“外来的进口货”的模式中。卡布托提出,方法论上的笛卡尔主义偏见,在意向对象理论上误导了胡塞尔。“因为,几乎不可否认,在他的描述性分析这一层次上,胡塞尔不能充分地运用他思想中的解释学因素”。也就是说,胡塞尔没有将感知作为解释来处理。甚至更糟的是,胡塞尔对意向性的描述,实际上“要求我们相信两个自我:一个处于世界之中,另一个,是它的先验替身”。一方面,这个问题当然是笛卡尔式的思路所固有的,因为它将存在论主张附加到它在认识论的发现之上。但是,与此同时,先验反思的观念(甚至在《大观念Ⅰ》中就是如此)包含了对经验自我与那个自我的先验结构之间的清楚区分,这样就有可能避免这个困难。

从海德格尔那里,德里达引用了“存在”的概念,而他认为对该概念的解构才是哲学的核心任务。而他的“先验现象学”的思想来源于胡塞尔,在德里达之前,胡塞尔就提出,“理性是历史产生的逻各斯(古希腊哲学术语,意为世界的规律性)。”逻各斯用自身来反对存在,从而彰显自身,也就是把自身表现为逻各斯。

在分析哲学家研究胡塞尔的著作中,经常是洞见迭出、准确有力。他们经常把胡塞尔的思想运用于当前的意向性理论、认知理论和分析认识论等主题的研究工作中。分析哲学家这类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发展,迫使整个对胡塞尔的研究工作超越了它早期的注释阶段,转入了细致的、具体的批判研究。就胡塞尔在意义理论、感知理论和判断理论方面的思想的研究而言,情况更是如此。比如在德国,有恩斯特·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的具有突破性的研究。他将胡塞尔用作分析哲学与德国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之间的媒介;③在关于主体际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交往问题的研究方面,有托伊尼森(Teunissen)的十分重要的研究胡塞尔的作品。这项工作也同在分析哲学与德国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之间建立桥梁这一工程有着清楚的关联;④同时,在英语国家或者英语出版物中,从弗勒斯达尔、莫汉蒂、麦金太尔和史密斯⑤的胡塞尔研究来看,他们更多的是把弗雷格⑥而不是布伦塔诺⑦当作他们进入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出发点。这些著作集中关注的是胡塞尔的意向相关项概念。总的来讲,他们认为,胡塞尔将意向内容等同于命题内容。这种理解使得德莱弗斯有可能提出这样的看法,即古尔维奇(Gurwitsch)把这个概念推广到感知之中的努力,会导致无限后退的逻辑困境。因为这种看法根本没有考虑到,被理解为观念实体的意义同感性材料[质料性内容]之间有任何内在的关联。如果我们把感知当作“前语言的(preliguistitic)”,并且把感知的确定性作为基础,在这个感知的基础上,内容才“被纳入”言语—行为中,并在言语—行为中被再次当下化,那么,感知材料自身被构造的方式,就必须在某种方式上不同于“赋予意义的行为”。但是胡塞尔坚持他对感知的确定性的解释,把感性确定性限定在下述意义观念中:这里的意义同逻辑意义一样,被特征化为一个非时间的、永恒的实体。既然质料性材料是具体的、时间性的,我们就面临着感知内容的无限后退问题:感性材料被一种与感知没有任何内在关联的形式所构造。⑧我在《意义的起源》一书中,特别是该书的《联结的名称/被联结的对象》一章中,集中讨论了同这种看法相关的两个困难:首先,将意向相关项的内容局限于弗雷格式的命题的看法有问题,其次,德莱弗斯认为,胡塞尔用“感知性意向相关项”这类特征描述来说明感知行为的意向内容,这种看法也很有问题。我在《意义的起源》一书中批判这种观点说,胡塞尔在语言意义(Bedeutung)和感知意义之间做了严格的区分,这种区分不仅是术语上的,而且是类型上的区分。我还指出,胡塞尔在1920年讲课的手稿中,使用了大量篇幅,致力于发展这种对感知性的表指意义的特征刻画,致力于提出正确的感知现象学。胡塞尔思想的这一发展得到另一部更晚的著作的补充。在该著作中,胡塞尔越来越关心,人们如何能够根据它的历史的和时间上的动态生成来特征化命题话语的意义。⑨

1,不是采用政治的方式,而是采用结构主义“所有理论都是独立运用的”的行为去行事。结构主义向世人表明,这个世界太微妙太复杂,不能用简单的理论来阐释。

在所有这些文献中,没有任何一部分析哲学家的解释性著作,直接处理胡塞尔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文本关系,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作为整体的胡塞尔的方法。没有任何一项研究直接讨论这一点。他们都假定,胡塞尔自己后来所谓的笛卡尔式思路,以及他对笛卡尔式思路的表述,就是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最终表述。他们认为,笛卡尔式思路穷尽了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全部内容。只有一位思想家J·N·莫汉蒂懂得,事实并非如此,他多年来认真致力于考察在分析哲学认识论与现象学认识论的交叉领域中出现的问题。不过,他的研究仍然集中于建构先验性的构造性现象学的框架。据我所知,他还没有试图勾通此项研究与动态生成分析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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