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埃里克·方纳教授、王希教授来校讲学

  3月10日至11日,应历史文化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梁茂信教授的邀请,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威特•克林顿历史学讲席教授、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埃里克•方纳,宾州印第安纳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王希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两场精彩讲座。

威尼斯官方网站登录,原标题:我读︱杜华:重审美国政治、宪法与奴隶制

  王希教授首先以“民主的异化?——从历史角度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为题,从美国总统选举体制的建立及演变、政治极端化和选民重组三个方面,集中阐释了“反建制、反精英、反多元”的特朗普如何在全球化冲击与政治共识日趋弱化的背景下,成功赢得美国众多选民的支持。方纳教授则在深入解读一手史料的基础上,以“奴隶制与解放奴隶的政治”为题,深刻剖析了林肯在废奴思想上如何由保守渐进式方案转变到全面解放奴隶的坚定政策,以及此种转变背后的推动力量,并提出社会运动与政治领袖的紧密结合,是推动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的观点。

本文原载“美国史研究”公众号2019年1月2日,题为《美国早期种族政治史研究》。经作者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1. Joanne B. Freeman, The Field of Blood: Violence in Congress and
the Road to Civil Wa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1856年5月22日,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进入参议院,突然用拐杖猛击毫无防备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拐杖被打断后,他仍试图挥拳攻击萨姆纳。这是内战前美国国会中最着名的议员间打斗事件,举凡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对此事均不会陌生。那么,在19世纪上半期,这种暴力袭击行为,到底是一个极端的个案,还是美国联邦议会中的常见现象?暴力袭击或威胁在内战前的国会政治文化中处于什么地位?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一直没有给出解释。这不仅是因为大部分学者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更因为缺乏原始文献,议会记录等官方文献几乎没有记载这些暴力事件,历史报纸中与此相关的报道也不多见。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乔安娜·弗里曼在2018年出版的《血腥之所:国会中的暴力与内战起源》一书首次对上述问题做出了解答。弗里曼的研究基于两种新文献,一是参议院档案管理员本杰明·弗伦奇(Benjamin
Brown
French)留下的11卷日记。弗伦奇于1833年进入国会,在那里工作长达30年,其日记中记载了大量相关的暴力冲突事件。二是议员们写给家人和朋友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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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这些材料,弗里曼发现,暴力冲突是内战前美国国会政治文化的突出特征。在1830年到1860年间,国会的议员之间发生了超过70场暴力冲突,地点多是在参、众两院、国会附近的街道上,以及角斗场上。1838年,肯塔基州的议员威廉·格雷福斯与缅因州的议员乔纳森·西利之间甚至发生了一场决斗,后者不幸身亡。1841年,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员爱德华·斯坦利与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亨利·怀斯发生冲突,甚至引发了参议院内部的群殴事件。作为联邦国会内的激进反奴隶制人士,乔舒亚·吉丁斯至少七次遭到这种暴力威胁和攻击,其中一次是被路易斯安纳州的议员约翰·道森用枪指着头。

除了肢体冲突之外,国会议员之间还经常发生激烈的言语冲突,这些语言在攻击性方面同样今人瞠目结舌。议会“大佬”们抽着香烟,唇枪舌剑般相互攻击,到激动之处就可能一口浓痰吐向对方,甚至挥拳相向。弗里曼笔下的国会辩论现场之“粗野”,与我们从《国会议事录》等历史文献中所“看到”的“文质彬彬”之间可谓大相径庭。

弗里曼认为,这一特殊现象是内战前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其一,在19世纪上半期,选民与议员之间有着非常亲密的联系。在选民们看来,议员在国会辩论中毫不退步,甚至以暴力攻击对手,是其坚定地扞卫其所代表的选民利益的表现。有些选民甚至给议员寄去匕首和手枪,鼓励他们坚定扞卫自身的立场。其二,这与南部特殊的“荣誉文化”有关。总体而言,南部议员在国会辩论中更容易激动,也更倾向于采用暴力方式来危险和攻击对手。其三,内战前美国政治的高度分裂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尤其是19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奴隶制问题进入美国政治的中心,南北之间开始更加深刻的分裂,在国会中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在此之前,多是南部议员以暴力威胁或攻击北部议员。而在共和党兴起之后,北部议员开始“还手”,这进一步加剧了国会政治的极端化。

此外,议会之于美国政治的重要性也是重要原因。19世纪上半期是美国议会政治的“黄金时代”,丹尼尔·韦伯斯特、亨利·克莱、约翰·卡尔霍恩等堪称伟大的议员都生活在这一时期,他们既是各自政党的领袖,又在国会辩论中呼风唤雨,对当时的政治生活影响巨大。不过,弗里曼认为,尽管国会中充斥着暴力和极端情绪,但国会的运行还是良好的,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民意,这也是美国人学习民主政治的一个特定阶段。

弗里曼此书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内战前美国政治文化的理解,也能加深我们对内战起源的认知。她通过对暴力冲突的考察,发现情感因素也是导致内战的重要原因。北部人对南部统治的恐惧、对奴隶制的残酷现实的惊骇、南部人对北部之堕落的愤怒弥漫在内战前的美国社会之中。耻辱、担忧和被羞辱等躁动的情感,会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加快了内战的到来。总体而言,在内战前政治史领域中,无论从材料还是从题材而言,此书确实是一部“新”作。如埃里克·方纳在《伦敦书评》杂志上写的评论所言,“鉴于有关内战时期的研究已经如此浩繁,历史学家很难再说出什么真正的新东西,但是弗里曼做到了这一点。”

2. Manisha Sinha, The Slave’s Cause: A History of Abolition,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废奴运动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改革之一,历来备受史家关注。但是,长期以来,废奴运动研究高度碎片化,缺乏高水平综合性研究。这大概是两个原因所致。一是废奴运动本身非常复杂,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反奴隶制人士在思想观念和行动策略方面差别甚大,以至于谁是“废奴主义者”都会成为历史学家们争论的问题。二是美国学者在研究方法和视野方面高度分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新方法的影响,美国学者纷纷关注女性废奴主义者、黑人废奴主义者、废奴阵营中的种族观念、废奴运动与女权主义、废奴公共领域、废奴政党等问题,很少有人尝试为废奴运动写一部“通史”。

自废奴运动研究领域的大家詹姆斯·斯图尔特在1976年出版《神圣的战士:废奴主义者与美国奴隶制制》(Holy
Warriors : the Abolitionists and American
Slavery)以来,美国学术界已经多年没有出版有关废奴运动的综合性研究。直到2016年,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废奴运动研究领域的新一代领军者玛丽莎·辛哈出版了全新的废奴运动“通史”——《为了奴隶的事业:美国废奴运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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